2.个人的信息自决权的限制与保障 个人信息权除知情权外，还包含个人信息自决权。
然而，大修之后的《法官法》和《检察官法》中依然存在着大量的引用性法条、复述性法条、规范性缺失法条及无头型法条，此等法条均不满足构成性规范的基本要件。[6] 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页。
[41]诚然，那些有涉及社会经济文化政策议题的立法，确实受地域环境等因素影响较大。（5）并遵守国家有关规定之规定过于含糊，《法官法》和《检察官法》应当明示这种有关规定具体是指何等规定，否则，开展实践性教学、研究工作的法官、检察官难免会处于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尴尬境地。其中的第2款就是复制2018年修订后的《检察院组织法》第37条之规定。对于该等无头型条款，最优的解决方案是删除第二句，并将员额数量确定权明文赋予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二）《法官法》第 5 条规定法官应当勤勉尽责，清正廉明，恪守职业道德，而《检察官法》第 4 条同样规定检察官应当勤勉尽责，清正廉明，恪守职业道德。
在《法官法》和《检察官法》中无头型法条数量不少，下面仅举三例以兹证明。经此，说明性法条沦为引用性法条也就势所难免了。沉迷于个人自由的道义责任论，需要借鉴社会责任论所提倡的客观标准，而一向对意志自由不屑一顾的社会责任论，也需要适时地对道义责任论重新看待。
并且，以经验法则为中心的双元规范责任论，能够最大程度缓解行政机关证明有责性的技术压力。[55]参见熊樟林：《行政违法真的不需要危害结果吗？》，载《行政法学研究》2017年第3期。该规定并未区分故意与过失，只以房主之死为判定标准，同样是一种客观归责。因此，一项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违法性，主要体现在对这些法益的损害上。
[48]汪永清主编：《行政处罚运作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4-165页。而与此同时，与之相对的社会责任论则由于完全否认责任的主观性，认为人类毫无意志自由可言，因而也被贴上了难以在现实中实现[99]有悖于现代自然科学的结论[100]等标签。
第26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有违法行为的，不予行政处罚，但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看管和治疗。这从根本上否定了行政处罚的民主取向，是历史上公平、公正价值让位行政效率的陈旧观念。但是，现代科学证据恰恰表明，绝对的自由意志并不存在，甚至连意志究竟是否是自由的，都没有定论。违法性和有责性评价应各自独立开展，不能以违法性决定有责性。
但按其情节，得减轻或免除其处罚。[45]胡锦光：《行政处罚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32页。被告人往往会以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为依据，主张法院必须确定其主观上具有过错。参见[德]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德国与奥地利刑法中责任概念的流变》，陈金林译，载《刑事法评论》第28卷，第78-79页。
同时，区分违法与有责也具有一定的实践需求，因为一旦在违法与有责之间画上等号，非但意味着不违法就不具有有责性，同时也意味着不具有有责性就不具有违法性。[106]按照不同属性，经验法则可分为一般的经验法则和特殊的经验法则两种类型，它们在故意与过失的判断上具有不同功能。
我国《行政处罚法》所奉行的客观归责立场已经过时，应被修正为尊重意志自由的主观归责原则。[97]伦理学者认为，这个案例能够说明外界因素是可以干扰意志的，意志存有自己的物质基础。
又如，日本公法学家美浓部达吉也认为，违反行政法规的行政犯与实施一般犯罪行为的刑事犯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它假定一切事物（包括人的行为）都有其规律性、必然性和因果制约性。[32] 可见，与道义责任论迥然不同的是，社会责任论并不完全以过失、责任能力等主观要素为考察对象，而是再次回到了客观归责的立场，主张以损害来评价责任，[33]而这其实就是客观归责立场在刑法学中的一次轮回。本法规定的赔偿义务机关，应当依照本法及时履行赔偿义务。它克服了道义责任论和社会责任论的明显缺陷，将法律责任的根据确立为含有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统一体，使法律责任理论的研究更符合客观实际，是一种融合性的双元结构。犯罪行为的违法性体现在与良知的冲突，人类天生便已获悉良知的指引，无需借助任何规则主义的形式，规则只是提供司法强制力的依据而已。
[58] See H. L. A. Hart, Varieties of Responsibility, 83 Law Quarterly Review 846, 852(1967). [59]在哈特的法律责任判断标准中，并不涉及任何道德义务。譬如，斯旺森（Kelly A. Swanson）认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和明尼苏达的判决都关系到公共福利犯的犯意（mens rea）问题……该判决涉及美国犯罪学上一个经久不衰的原则，这便是要求具有犯意（mens rea）是一项规则，而不是例外。
令人惊奇的是，Gage能够从事故中走出并且使人看起来没有受到任何损伤。这与前述批评客观归责的基本结论是一致的，也与民法学与刑法学的现有认识相符。
[22]米健：《推定过失的比较观》，载《中国法学》1988年第5期，第23页。从我们的观察结果来看，这并不尽然。
但是，禁止恶则有所不同。[60] 第二，应受行政处罚行为并不一定就没有违反自然义务。所谓行政违法，是指应受行政处罚行为，其所要处理的核心问题就是归责。修订后的《国家赔偿法》2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59]哈特只是想要表明，法律与道德是二分的，法律就是法律，道德就是道德。这大致是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成立要件的基本轮廓，与刑法学中犯罪成立要件理论如出一辙。
第11条规定：疏忽（Irrtum）：（1）实施行为时未意识到一种情形属于法定事实构成，不是故意行为。但是行政法规并不一样，公共福祉是被社会追求的精神的物质的完美状况，不能变成一种固定的状况，必须经常是一个憧憬的目标，因而行政不能是一种有关固定状况的确实结果，它毋宁是一个经常性的工作。
[35]参见叶百修：《国家赔偿法之理论与实务》，元照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45页。[47]孙百昌：《再论行政处罚适用不问主观状态原则》，载《工商行政管理》2006年第8期，第52页。
第一，奥地利《行政罚法》第5条。因此，在二者之中，所谓的社会责任论的复归，并不仅仅只发生在客观归责原则的增添上，其更为本质的理论价值，应是修正了道义责任论中个人主义所导致的不确定性缺陷，建构了一种兼具道义责任论与社会责任论的双元结构。因而，对禁止恶的非难，便不能要求相对人具有主观过错，而只能采取客观归责原则。不仅如此，而且它还是在犯人自身中立定的法，也就是说，在他达到了定在的意志中，在他的行为中立定的法。
[4]参见王世洲：《罪与非罪之间的理论与实践——关于德国违反秩序法的几点考察》，载《比较法研究》2000年第2期，第190页。[104][美]小奥里弗·温德尔·霍姆斯：《普通法》，冉昊、姚中秋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4页。
这是因为，所谓自体恶，指的是对人类良心的违背，而良心是人人都有的，因此，行为人对于是否可以作出自体恶的行为，是自然知晓的，它只需按照良心行事便可。[15]张文显：《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9页。
实际上，违法性体现在对社会功利的损害，即对法益的侵害。[97] Adina Roskies, A Case Study of Neuroethics: The Nature of Moral Judgement, in Neuroethics: Defining the Issues in Theory, Practice and Policy 19(Judy Illes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98]毛新志、刘星：《脑成像技术对道德责任判定的挑战》，载《中国医学伦理学》2011年第2期，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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